第一：上海以及周边一些地区的民营医院发展，福建林氏家族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采访中，对此掌握了不少线索，但是考虑到选题方向，没有进一步深入，结果未能将人还原成猴。
第二：尽管采访了若干名医院负责人、投资人、专家、政府官员，但其实诸如资本、人才、政策厚薄之类的问题其实都是扯淡。换句话说，民营医院本身的运营在当下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对医疗体制以及国家公共财政政策的检讨。
如果将中国医疗体制的问题罗列排队，首要的问题在于其制度设计，其次是医风医德，再次是医院运营。对于后两个问题，目前的选题方向应该是个案报道，而要作深度选题，则应首选制度设计。
附录：民营医院：有悬念的生意
《东方企业家》2005/10月 记者 邹建锋
潘学才是上海一家医疗投资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上半年，他所在的公司在浙江台州尝试性地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的民营医院。
9月5日，他来到位于上海浦东红枫路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由该学院主办的“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在此举行，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和卫生部官员以及海内外的医疗产业专家、著名医疗机构代表应邀与会。
“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到底怎么办？国家到底打算让民营医院怎么办？民营医院自身到底应该怎么办？”面对《东方企业家》记者，潘学才一连问了几个“怎么办”？事实上，这也是他来这个论坛的目的。
很多事物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更吸引人们眼球的往往是其狂飙突进的气势；而当出现盘整乃至停滞的时候，人们才会认真地对其进行观察和反思。
民营医院似乎也是如此。
有悬念的生意
“2005年将是中国民营医院元年！大部分国有医院将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医疗领域。”2004年，这个说法在医疗产业界一度十分流行。
这个说法之所以言之凿凿，据称是来源于2004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的一次表态。在那次讲话中，宋瑞霖表示：“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内容将成为《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主基调。有关人士甚至公布了这个《意见》出台的时间：2005年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转眼已经到了2005年的下半年，《意见》尚未出台，而“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产权改革不是下一步城市医疗改革核心内容”的观点取代了“市场派”的喧嚣。
2005年8月初，卫生部公布了部长高强于7月1日所作的一个报告。在那个报告中，高强表示：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了《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改革试点主要内容之一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
“发挥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高强说道。
尽管高强的表态似乎在“市场派”和“公益派”之间作了一个折衷，但是在很多民营医院投资者看来，更多的感觉还是：“风向变了。”
在“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的艾力彼医疗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庄一强博士显得快人快语：政府民营医院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资本对这个领域的投资进入了观望阶段。
“当然，民间资本进入医疗产业的尝试是不会停止的。参加完上海的论坛之后，我必须马上返回香港，因为有人和我约好了，要谈关于投资民营医院的事情。”庄一强对记者说。但是他没有透露这次会谈的核心内容是咨询还是实质性的投资操作。
热钱小资本
在“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东方企业家》得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截止到2004年，中国已经有各类医疗机构近30万家，其中民营（包括外资）医疗机构有13万家左右。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统计，在民营医疗机构中，民营医院的数量是1477家。
尽管机构数量并不少，但是在全国的医疗市场中，民营医疗机构所占的份额非常有限：诊疗人次数占总数的2.7%，住院病人收治数占总数的2.5%，收入占总额的比例不到3%。
另一个来自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数据则显示：目前全国卫生总资产为5010亿元，其中民营医疗机构的卫生资产为274.9亿元，占总资产的5.49%。
民营医院单体“块头”普通偏小，资产在100万—500万元的最多，资产在3000万元以上的仅占7%左右。民营医院床位基本在50—300张，大于500张的只占1.6%。
“从上海的情况看，民间资本在医疗行业的投资多数是诊所和小型医院，如各种专科门诊和专科医院。” 兼任着上海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旦医院管理公司总经理的章滨云对《东方企业家》说。
章滨云告诉记者，目前民营医院的资金来源多数是中小投资者，譬如上海的部分民营医院是一群“小业主”采取集资的办法聚拢在一起，然后交给某个老板来操作。
“这种资本的最大特点是浮躁。一帮小老板们吵吵闹闹，要求收回投资越快越好，分红越多越好。” 章滨云说，“说到底，他们也就是趁着整个市场不成熟、不规范的时期玩上三五年，等到整个行业的利润回归到合理的空间，他们可能就去玩别的了。”
庄一强说，进入医疗行业的资本可以分为趋利和非趋利两种。在香港，一些慈善医院的投资就属于典型的非趋利资本。
而趋利资本又可以分为希望快速回报的短期资本和着眼长远的战略性资本。在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医疗产业的投资特点是回报率不太高、回收期比较长。
从内地医疗行业的情况看，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慈善基金之类的非趋利资本尚处于萌芽状态。而趋利资本中，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战略性资本，但是表现更活跃的则是大量的短期资本。
近年来，一些较大规模的投资者相继进入民营医院，如奥克斯集团投资建设的明州医院据称总投资达到7亿元，病床数量达到1200张；广东东莞东华医院总投资达到5亿元……
这些民营医院的投资规模的确让很多国有大医院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其投资者该归入庄一强所说资本的哪一类呢？《东方企业家》注意到，奥克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郑坚江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说，高兴是一种情绪享受的话，那么我的享受是……当最大的浙江民营医院———明州医院为奥克斯创造利润的时候……”
身陷“道德门”
在中国，凡事如果受到道德质疑都将是尴尬乃至危险的。数年前，经济学家樊纲发表了一篇题为《“不道德”的经济学》的文章，结果，这篇阐述经济学的学术本质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批评者甚至干脆将樊纲称为“不道德的经济学家”。
民营医院由于其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似乎从一开始就在道德层面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任何国家的医院都是有其公益性的，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东方企业家》表示。
不幸的是，随着“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加剧，中国的医疗机构正越来越多地遭遇到的拷问，而关于民营医院昧着良心赚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
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浙江省乐清市：乐清仁济医院超出核准科目擅自开设皮肤科、整形美容科，聘用没有执业资格的人员“行医”，对前来就诊者采取欺诈手段胡乱“诊断”，诈取钱财。
仁济医院的这些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断有患者向卫生主管部门举报。为此，浙江省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于2005年5月下旬专程前往该医院进行暗访，掌握了其非法敛财的各种证据。8月8日，温州市卫生局正式吊销了该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在“2005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于宗河列举了民营医院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有：虚假广告，损害患者等。
曾经担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于宗河目前担任着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
近年来，医疗广告已经成了人们视线中无法回避的一项事物。对于民营医院来说，广告是其一项必不可少的投入。
据统计，2004年全国医疗广告投入达到40亿元，其中90%来自民营医院。
不幸的是，广告狂轰滥炸的结果却是民营医院的诚信受到更多的质疑。用于宗河的话说，现在的医疗广告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一位业内人士对《东方企业家》说：“看了医疗广告，给人的印象是：全国的女性不是妇科疾病就是不孕不育，全国的男性不是前列腺就是脂肪肝。这样的广告事实上事实上已经成为经过豪华包装的城市‘牛皮癣’。”
而民营医院医疗广告违法的情况也不可忽视：2004年8月上海监测到的244条虚假违法医疗广告中所涉及的58所医疗机构中，民办医疗机构54家，占88.89%。
某地一项调查表明，在1500名未到民营医院看过病的受访群众中，有61.3%的人明确表示“印象中大部分民营医院社会公信度差，不值得信赖”；只有8%的人表示在“小病”情况下愿意到民营医院就诊，而愿意到民营医院住院的比例则更低。
“过去，医疗广告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是1：10，现在有时候花十几万元做一个整版广告出去，甚至一个咨询电话也接不到。”上海一位民营医院的院长向《东方企业家》叹苦经。
人才边缘化
2005年3月，上海国泰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曲阳医院被委托给上海复旦医院管理公司管理。
成立于1989年的曲阳医院原本是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所二级综合性国有医院。2003年，上海国泰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了曲阳医院，使之成为一家民营医院。
上海复旦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复旦大学和9所附属医院共同组建的医院管理公司，以输出医院管理、开展医疗产业投资咨询等业务见长。
对于国内绝无仅有的“民有国营”的医院项目，同时也是首个输出管理的项目，复旦方面对曲阳医院显然是花了功夫的。年轻的总经理章滨云亲自担任了曲阳医院的院长。
“学校要求我们营建更加合理的医疗网络，曲阳医院正好填补了我们在苏州河以北还没有附属医院的空白。”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时，章滨云透露了向曲阳医院输出管理的意图。同时，他也表示，民营医院普遍缺乏包括管理人才在内的各种人力资源。
卫生部医院管理所和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营利性医院的执业医师数量仅占全系统执业医师总数的2.74%，注册护士数量仅占全系统注册护士总数的2.19%。
“民营医院的骨干力量主要依靠大医院的‘走穴’医生和退休医生，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骨干非常缺乏。”一位业内人士对《东方企业家》表示，“卫生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医生‘走穴’之后，好多民营医院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民营医院之所以将目标锁定在男科、妇科、泌尿、不孕、性病等领域，正是因为他们缺乏人才优势，再加上没有自己的品牌，无法与公立医院竞争，所以只能争取一些事关隐私，去大医院有顾虑的患者。
“加强培训，加强交流，提高人员素质水平。这是民营医院的当务之急。”于宗河表示。
叩问决策层
“政府做事情都要强调政策依据，可是我去申请办理博爱医院有关手续的时候，他们感觉无章可循。”东上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彭少成对《东方企业家》说。
1999年，在彭少成的努力下，上海市轻工医院成功转制，改名为上海博爱医院，成为上海第一家由国有医院改制而成的民营医院。彭少成担任了这家新生医院的首任院长。
在他看来，由于法律、法规的滞后，民营医院从一诞生伊始就很不顺，譬如地位的不平等，不恰当的政府干预等。
“卫生局批给我们的名称是‘上海市徐汇区民营博爱医院’。”彭少成说这句话的时候，将“民营”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身份上的歧视：“这是1954年的提法，说白了，就是强调你是非主流的。”
2000年，博爱医院从国外购买了一台CT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医院购置像CT机这样的大型设备，必须报经卫生局批准。博爱医院的行为被卫生局定性为“购买走私设备，扰乱医疗市场”，必须进行没收和罚款处理。
经过交涉，博爱医院“非法”购置的CT机倒是没有被没收，但是罚款是免不掉的。而且交纳了罚款之后，CT机未能马上投入使用。闲置了半年之后，博爱医院终于补办了相关手续，这台设备才算重见天日。
1999年之后，彭少成先后投资或输出管理的医院已经有7家。他的体会是：“民营医院的制度性障碍始终没有解决。民营医院的大环境不是在好转，而是越来越困难。”
以医保定点资格为例，博爱医院是少数拥有这个“特权”的民营医院之一。“这个资格是从轻工医院的时候‘继承’下来的，如果是新办的民营医院，根本就拿不到。”彭少成对《东方企业家》说。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上海有民营医院93家，其中只有23家是医保定点单位。
“社会资本新办的民营医院一家也没有进医保定点。除非是改制医院——在改制之前就已经拿到了医保定点资格。”彭少成说道。
在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顾问、复旦大学教授陈洁看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和法规保障非常重要。以民营医院为例，日本在进行医院民营化之前，首先制定了完整的法律法规；英国不仅首先制定法律，而且卫生部还派员到医院去对民营化进行指导和协助。
“由于缺乏完整的思路和操作方案，在民营医院的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章滨云这样说道。
